《缺月》書評 —— 查看此書介紹

陳鴻彝 2007-1-1 11:03:28

看《缺月》，說隨感 陳鴻彝
青年作家穆玉敏同志的新作《缺月》問世快半年了，各方反應(yīng)熱烈，尤其是在警察隊伍內(nèi)部，親眼看到了自己人寫的貼身事，自然有一種親切感與真實感。這是一個可心的載體，透過它，警察及其親人心中積之已久的那份酸甜苦辣、那份悲喜憂思，那種對于社會理解的熱切呼喚、對于感情回饋的深切期盼，終于有了個疏泄的管道。這種舒坦，局外人是不易體察的。
（一）
讀著這本書，我總在想：“缺月”，與其說是全書的結(jié)構(gòu)線索，莫如說是它的精神象征。作者屬意于缺月而欣然取象于它，自有一番深意在。
缺月有兩種：一是正在走向圓滿的新月，它總是帶著希望與激情，臨空普照，逗引著人們的新奇與喜悅，讓人翹首，讓人雀躍；一是由圓滿而陷入偏缺，它必定要經(jīng)歷殘毀甚至淪喪，而它所引發(fā)的則往往是“低頭沉思”。人們相信，它正在艱難竭蹶之中孕育新生，它有韌的生命力，它會嬴得“明天”（或曰“明夜”）！是的，當(dāng)今的生活中，不乏新奇，倒是更需要沉思。缺月在樹稍，讓我們多一點靜心的思索，多一點對于生活真締的尋繹。
作者說：太空本無所謂缺月，月亮從來都是圓的；缺月，那是特定地帶的人群所感知的一種視覺形象，只是月輪閃亮面的一個“側(cè)影”。你以為有“缺”，殊不知，那被忽略了的另一部分，同樣真實地存在著，那叫月魄！只有“閃光的”與“養(yǎng)晦的”兩部分的結(jié)合，才是月華的整體 ----哦，我懂了：真實的“月”，無所謂“缺”，從來如此，而生活本來也就該這樣：有顯現(xiàn)的，也有隱蔽的；有明潔的，也有灰色的；有熾烈耀眼的，也有靜默自守的……真有意思，在中外詩文長廊里，“月相”紛紜，可有誰見過這樣的“月”：它“缺”著，也“完整”著；它的“缺”，引人注目，讓人端詳；而它的“完整”，卻有待慧眼去發(fā)現(xiàn)，去確認(rèn)；有待情靈的體味與思考。看著《缺月》，我一面欣賞著作者對月魄的把握，一面品味那多維的人生。
“缺月”，作為圓月的一個“側(cè)影”，它自有其獨特的美！
（二）
不知從什么時候起，“革命理想”、“黨的兒女”這些詞匯，與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古老傳統(tǒng)似乎“決裂”了；又不知從什么時候起，“大公無私”、“革命理想”、“生的偉大，死的光榮”這些詞匯，也漸漸地淡出了人們的現(xiàn)實生活，正如書中主角陳素娥所困惑的：“過去講跟黨走，講犧牲，講奉獻(xiàn)，如今這些都過時了，誰提誰就是傻瓜。難道我真的跟不上趟了？”而《缺月》，顯然是帶著這沉重的思考，在呼喚“傳統(tǒng)”的歸位與更新。
書中寫了三代以“月”命“名”的女性：陳素娥--韓玉鏡—董新月。她們成長的“社會文化場”不同，生活經(jīng)歷不同，個性色彩不同，卻有著相同的靈魂、一致的“月魄”：她們都癡情于真愛，執(zhí)著于承受，自主于奉獻(xiàn)，又都懂得在神圣信念面前的貞守與操持；她們都在用自己的生命演繹著只屬于我們這個國家、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色傳統(tǒng)：民族的又是革命的，承襲而來的又是全新澆鑄的，社會土壤的又是黨的兒女的。
陳素娥：出生于塞外人家的一間茅屋里，茅屋的家主早年在跟日本鬼子的拼殺中犧牲。共和國成立時，她十七歲了，媽媽讓她嫁了個并不相知的大男人。這男人是在城里當(dāng)警察的，這個警察把事業(yè)干得轟轟烈烈，十天八天見不著人影兒，想疼她卻沒功夫疼她，倒是讓她懂得了什么叫“服從革命需要”；她呢，想幫幫男人，卻插不上手，就盡力免除男人干革命的后顧之憂，很快又有了愛情結(jié)晶“寶寶”，生活的彩卷正在打開……不成想這男人天生是“公家人”，不久便成了共和國公安戰(zhàn)線的“第一名革命烈士”。男人沒了，她傷心極了。市政府接她進(jìn)了城，讓她住進(jìn)了一座有高門樓子的大宅院，門楣上貼著“烈士之家”的牌牌，室內(nèi)墻上貼著烈士遺像，天天有人送來慰問、關(guān)切、溫暖、榮耀，遠(yuǎn)遠(yuǎn)近近的中學(xué)、小學(xué)、街道、工廠，都來請她去講丈夫的英勇事跡，忙得她顧不上想自己的苦，也不敢在人前哭。夜深人靜，她對著遺像發(fā)呆，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晴卻對她說：“娥，咱不難受；咱有政府，有親人；你要對得起黨給的這份榮耀。咱還有后代，你得把他養(yǎng)大，讓他接我的班�！彼�想：“是了，孩子是烈士的后代。你不是叫“羅靜風(fēng)”嗎，那就讓孩子叫“羅繼風(fēng)”吧！”于是，她抬起頭來，抹干淚水，跨出家門，走向社會，成了一名地道的革命宣傳員和剛強的社會活動家，街道上人稱她為“革命媽媽”。一月兩月，三年五年，烈士遺孤成人了，她把他送去接班從警。兒子挺爭氣，總能立功受獎，她享受著養(yǎng)兒成才、英雄有后的幸福與慰安，忙得更加有聲有色了。不料，這一天，她接到了兒子死于非命卻又死因不明的噩耗……她傷心欲絕，但一個信念支撐著她：“我丈夫是英雄，我兒子決不會是狗熊。我這個做妻子、做母親的，就應(yīng)該像模像樣地站著，決不趴下！”于是，她承受著，她堅持著，她以革命的名義判斷是非，她以烈士的精神要求自己，在深深的懷念死者與苦苦地貞守光榮的歲月中，她跋涉前行，隨時跟舊有的、新生的腐臭與卑污作斗爭，決不讓“烈士之家”的門楣有虧；至于那個千里以外趕來纏上兒子的女大學(xué)生，則決不讓她再登家門。
生命，在她，天經(jīng)地義地是屬于革命的。
韓玉鏡：生長于安徽的一個知識家庭，改革開放之初的第一代女大學(xué)生，既有良好的文化教養(yǎng)，又有對“家教”的某種“叛逆”。一個偶然的機會，英姿奕奕的青年民警羅繼風(fēng)吸引了她，她興沖沖地來到塞外山城“訪友”，兩顆年輕的心碰出了火花，她憧憬著自己的爛熳未來，盼著有機會向自己的所愛、也向山城父老奉上一分力、一腔血、一顆心…… 誰知，那位深深愛著她的青年民警，竟然連給她一個正當(dāng)?shù)摹懊�分”也來不及，就被一群“人渣”拋尸荒野，誰也不明白其中曲折。她這片飄來的紅葉，而今䒮䒮孑立，舉目無親；生活猛然向她打開了深邃無邊的大門，她毫無準(zhǔn)備。那位“革命媽媽”又大義凜然地拒她于千里之外，自己的親娘也因為她腹中有顆不期而來的“種子”而與她生死兩絕。她本無心于觸動現(xiàn)存的生活秩序，而秩序卻如此地容不得她。她深知自己的無臉、無助，也無“法”、無“理”、無“路”去弄清楚羅繼風(fēng)的確切死因，但她確信心上人死得正大。從此，她只得獨自苦挨著，偷偷地躲到陌生鄉(xiāng)下去悄悄地生下他的遣腹子，特意起名叫羅小風(fēng)：這是她的、也是羅家的惟一的希望。在那間鄉(xiāng)村小學(xué)里，她含辛菇苦，盡心盡力，蒙受著人前人后的指指戳戳，要把兒子拉扯大，期盼著尋回死者清白的一天。然而，這兒非久居之處，她只得孤身到萬里之外的邊城去另覓生機。蒼天有眼，正涌動著改革開放熱潮的邊城接納了她。她憑著驚人的生命力，在“開發(fā)區(qū)”的大潮中乘勢而上，她直面色彩斑斕、讓人眩暈的外部世界，竟然無本起家，真的闖出了一片屬于她自己的天地，成了一位名揚境內(nèi)外的“女企業(yè)家”，還把兒子送進(jìn)了警察院�！�…這一路走來，她苦呀，她承受的坎坷、磨難，孤寂、失望，比誰都多，可她仍堅守著私下獨自認(rèn)可的“革命伴侶”、“英雄親屬”的“本份”與“本命”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：非得讓兒子羅小鳳成長為羅靜風(fēng)、羅繼風(fēng)式的男子漢不可。她也真的達(dá)成了所愿：以一生的承擔(dān)化解老一輩的誤解，找回同齡人的失落，贏得新一代的尊重。
付出在我，理解由人，活活一代善良女子的韌的生命的剪影，又何嘗不是羅家獻(xiàn)身精神的另一版本的演繹！
董新月：改革開放中出世，改革開放中長大，改革開放中從警，也就在改革開放中擔(dān)負(fù)起“物證鑒定”的一份辛勞。她憑借著女性的精心和專業(yè)的敏感，分享著戰(zhàn)友們“保一方安寧”的神圣與崇高；刑偵勇士那濃烈的陽剛之氣便悄悄地薰染著她，她被吸引了。當(dāng)她和他（劉正剛）彼此感觸到對方的呼吸與心跳時，立刻放射出倍加絢麗的七彩之光。這基于“一個戰(zhàn)壕”里自然成熟的“愛”，凸顯著新時代“同事加朋友而終成戀人”的坦蕩與純真。她和他，沒有時間去卿卿我我，甚至省略了許多愛的偽飾與遮掩；卻也少不了手牽手、肩挨肩、心對心的觸電機會。他和她少了點浪漫性傳奇色彩，多了些職業(yè)性的節(jié)制與關(guān)愛——連新婚的手續(xù)也是在業(yè)務(wù)忙碌的夾縫中請假去辦的——卻擁有天底下一代新人的最大幸運：她沒有陳素娥婚前的陌生與隔膜，也沒有韓玉鏡婚前的煎熬與挫折，等著她和他的只是二十個小時后就要舉辦的“新婚典禮”，一切都已經(jīng)準(zhǔn)備就緒，她心頭溢滿了幸福。但是，且慢！生命的另一半沒等到與她“結(jié)合”卻突然逝去！這一驚天一擊，粉碎了她對幸福的熱烈期盼；然而，她是堅強的，她和陳素娥、韓玉鏡一樣：一樣從悲哀中挺起身來，一樣去迎接生活的挑戰(zhàn)，一樣要以全新的業(yè)績來告慰親人加戰(zhàn)友的在天之靈。她絕不讓悲痛壓垮自己，而要繼承遺志，在黨和人民的事業(yè)中實現(xiàn)自身價值的升華。所幸的是：她和陳素娥、韓玉鏡不同：生活不再會給她莫名的沉重壓力，周圍也不再會有那種無故的冷漠與排斥，貞守革命情操也不必再以孤寂終生為實踐模式，她可以意氣風(fēng)發(fā)地去張揚生命的華彩。于是，她踏上了拜訪全國烈士遺孀、遺孤、遺族的長路，承擔(dān)起溝通警民心靈之橋的重任，她要激活珍藏于或者潛沉于社會良心深處的對革命者、對奉獻(xiàn)者的崇敬與膜拜，和戰(zhàn)友們一起，去合力營造明天。
她、她和她，都是黨的女兒，都有我們這個民族的善良與堅韌。她們或許是缺月、殘月，或許是一彎新月，卻都內(nèi)蘊著民族傳統(tǒng)、革命傳統(tǒng)的偉力，她們才是我們這個社會持續(xù)存在、生生不息的土壤，才是我們事業(yè)的最后依。
（三）
作者是善于結(jié)撰她的故事的。三十萬言的長篇，沒有按事理自身的歷時性軌跡去敘述，不以情節(jié)的離奇起伏來吸人眼球，不以題外的說教來換取“正統(tǒng)”的“通行證”，更不靠廝殺拚搏、黑厚奸拐來搞強刺激；而是按主人公情感色調(diào)的交替暈染、暉映互滲的法則來剪裁素材，讓事實自身含蘊的情感直訴于讀者的良知，去垂擊讀者的心靈，讓你在淚光中照見自己的靈魂，從而獲取應(yīng)有的精神反饋。
本書的情感基調(diào)無疑是嚴(yán)肅而沉重的，但它首先推出來的卻是董新月與劉正剛的甜密的愛，亮麗的情，坦然的心，和警察生涯中特有的緊張所烘襯出來的新婚來臨之喜。唯其如此，劉正剛的突然蒙難，才給人以晴天霹靂般的震撼；由此而磨擊出來的新月之光，才有了穿透世俗判斷的銳利，讓人看到了指向男女警察心靈深處的特色通道。
韓玉鏡和羅繼風(fēng)的愛，被置于省城刑偵大隊偵破沈含章命案的膠著求解之中，她們愛得稀奇，愛得熾烈，爰得純真，甚至有點兒“出軌”，卻又毫無功利的計算；濃情的愛與刑偵隊上下有序的工作進(jìn)程以及一定程度的焦灼心態(tài)相交映，正好形成強烈的反差；又與老一輩貞守的傳統(tǒng)規(guī)制與革命情操大異其趨，于是幻化成一曲激越的奏嗚曲。開卷至此，讀者的心弦又怎能不隨之起伏？為他們祈濤吧，祈禱兩個生命的幸福結(jié)合，也祈禱一宗命案的早日偵結(jié)。
陳素娥與羅繼鳳相結(jié)合的行事方式，是那個時代很正軌、很普通、很符合民風(fēng)民情的要求，從而也是很典型的一例：先結(jié)婚，后戀愛；守了寡，不變心。如果按照歷時性軌跡來敘述，這情節(jié)本來應(yīng)該是最早敘述的對象，但作者沒有把這些已經(jīng)成為“軼事”、“趣話”的話題放到文首，卻放在董新月征求“烈士遺物”的過程中娓娓道來。作者讓主人公的帶著些許辛酸的“軼事”在時過境遷的場景下敘來，例如新婚夫婦不得不租宿小旅舍來且度良宵的故事，例如強忍著喪夫之痛、抹著眼淚去當(dāng)眾追訴英雄舍身忘死的情節(jié)……這類往事就變成了新時期催人奮進(jìn)、引人深思的“情感添加劑”。不知作者是否深明“酒道”：愈是陳年老酒愈能透出陣陣醇香。
羅靜鳳的戰(zhàn)友與上級、羅繼風(fēng)的“發(fā)小”與同事，韓玉鏡的相識與相知，董新月的戰(zhàn)友與領(lǐng)導(dǎo)，加上那位小小年紀(jì)的羅小風(fēng)，在上述三代人的情感歷程中，作為英烈見證人、苦難目擊者和激情助燃者交替登臺，為三代“缺月”映彩增輝。從文字鋪排上看，該不是作者剪裁縫合術(shù)的妙手偶得吧？
（四）
隨筆到此，還想跟作者說幾句：本書對“時代文化場”的勾勒有獨到之處，比如陳素娥忙著宣講英雄事跡的風(fēng)光，比如韓玉晶初到山城時的歡躍與鄉(xiāng)村任教的艱辛，比如董新月從業(yè)之時的認(rèn)真投入，都寫得很實在，很精彩；不過，也許是“警察”的獨特眼光使然，也許是破案題材固有的局限，使作者的目光總是集中于“出事”的環(huán)節(jié)上，而對“大背景”的描摹則顯得筆力不足。記得嗎？那家破舊零亂的汽車拆解廠，那座光怪陸離的境外賭博場，那片深夜搏擊的溝坎地，筆墨何其真切細(xì)致，幾乎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；而相形之下，對于“大時代的大氣候”的表現(xiàn)，則顯得單薄了許多。于是，韓玉鏡的之所以成為企業(yè)家，就顯得“抽象”，還不如王橫寬的得意、得手來得“可信”；張威寧在商品風(fēng)潮中的心靈扭曲與變遷，就比沈含章在事業(yè)上的不懈奮斗寫得具體可感；而那位甄珍在政府機關(guān)的一場大鬧，其個性表現(xiàn)的力度就遠(yuǎn)大過董新月的長年奔波……
或許，是我過慮了。若照我想的去寫，本書就不是本書了。大嘴巴說著玩兒，過過嘴癮，想來是會得到諒解的。反正批評人不犯法，是吧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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