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 張念 ]——(2013-3-26) / 已閱10861次
注釋:
[1]《人權宣言》第一條的英文表述：“Men are born and remain free and equal in right. Social distinctions may be founded only upon the general good”，顯然最有歧義的詞是“general good”，現(xiàn)代政治平等的基礎是“權利”，但權利演繹的公理是“general good”，在古典政治學中是指帶有形上學意味的“共善”，但經由現(xiàn)代政治學的改造，“公理”下沉為“定律”，本文在此處采納的譯法是現(xiàn)代政治語境中的“共同權益”，即“good”與“right”可相互指涉。而社會差異之“社會性”問題應該與政治問題做嚴格的區(qū)分，前者關心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。盡管阿倫特沒有論及平等，但她在分析法國大革命中的社會仇恨時認為，人們因為不能容忍社會性差異而采取了抹除差異的極端做法，同情發(fā)展成非理智的濫情，并偏離了有關自由與幸福的政治原則。參見［美］漢娜·阿倫特：《論革命》，陳周旺譯，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。
[2]［法］盧梭：《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》，李常山譯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，第70頁。
[3]［法］盧梭：《社會契約論》，何兆武譯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，第69～72頁。
[4]［法］盧梭：《愛彌爾》第5卷，載《盧梭全集》第7卷，李平漚譯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。
[5]關于性、性別以及異性戀話語的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辨析，以及有關Queer（酷兒）實踐的理論基礎，可參見《性的交易：蓋爾盧賓與朱迪斯巴特勒的談話》，載［美］佩吉麥克拉肯（主編）：《女權主義理論讀本》，桂林：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。
[6]根據(jù)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—斯特勞斯（Levi-Strauss）對于親屬關系的研究表明：亂倫禁忌與外婚制是文化起源的兩大法則，而外婚制，即女人的流通使得部落聯(lián)盟成為可能。結構主義人類學與反文化質詢建立在索緒爾之后的語言學基礎之上，列維—斯特勞斯關注的是文化的內在結構，怎樣組織并規(guī)定了人類的交往形式，這結構超越了時空限制，在理性思維被嚴格地描述之前，這結構就已存在，政治同樣處在這樣的一種結構之中，并內在于人的思維方式，而非歷史性的產物，即意義 / 非意義是如何構成的。參見列維—斯特勞斯：《野性的思維》，第四章，李幼蒸譯，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。
[7]［法］盧梭：《社會契約論》，第16頁。
[8]安提戈涅的悲劇在于其女公民這樣的身份，要么作為公民遵從國王的律令，要么作為妹妹成就自然倫理，但安提戈涅的偉大也在此，既違令埋藏了哥哥，又遵從法令作為公民接受懲罰，并欣然赴死。
[9]在對專制的批判中，洛克的理路依循亞當—父權的語言象征，因此個人解放的重點只針對“兒子”，以及掙脫父權之后的“兄弟聯(lián)盟”，而德里達則從古希臘的友愛政治學中，讀出了“女人”的缺席，德里達的問題是兄弟聯(lián)盟對于女人的排斥，在哲學的起源處有何根據(jù)？參見［英］洛克：《政府論》，瞿菊農、葉啟芳譯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；［法］德里達：《友愛政治學及其他》，胡繼華等譯，長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。
[10]列奧·斯特勞斯認為，在有關契約論的論證上，霍布斯與盧梭的邏輯起點不同，前者基于人性心理，后者倚重于自然狀態(tài)。這“自然狀態(tài)”在斯特勞斯看來，與一種奔放的藝術家意志更接近，是一種反社會的獨立個體性，于是他才說，盧梭將非政治的因素納入其政治學論，參見［美］列奧·斯特勞斯：《自然權利與歷史》，彭剛譯，北京：三聯(lián)書店2006年版，第274～300頁。
[11]［美］謝爾登·沃林：《政治與構想》，辛亨復譯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398頁。
[12]［美］列奧·斯特勞斯：《自然權利與歷史》，第298～299頁。
[13]［美］漢娜·阿倫特：《精神生活·意志》，姜志輝譯，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9～35頁。
[14]［美］漢娜·阿倫特：《人的境況》，王寅麗譯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92頁。
[15]［法］雅克·朗西埃：《政治的邊緣》，姜宇輝譯，上海：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82～83頁。
[16]［美］漢娜·阿倫特：《人的境況》，第192頁。
[17]在女權理論內部，是否保留“女性 / 性別”概念一直存在爭議。弗雷澤的女權政治理論，正是主體性被解構之后的語境中展開的，她的“性別平等”論證謹慎維持著概念與經驗的平衡，并堅持女性主義的差異原則之于權利再造的重要性，參見［美］南茜·弗雷澤、周穗明：《正義的中斷》，于海清譯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85～190頁。
[18]薩克森豪斯從希臘哲人、喜劇詩人、悲劇詩人的言辭和作品中，探討了生活秩序的起源，即古希臘政治學誕生之初的思想境況，在其中排斥“多”與處理“多”作為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科學，如何穿梭在古典思想的世界，其更為內在的差異在于對生命、身體、人的需求以及女人采取了不同態(tài)度，參見［美］薩克森豪斯：《懼怕差異：古希臘思想中政治科學的誕生》，曹聰譯，北京：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22頁。
[19]［法］德里達：《解構與思想的未來》，夏可君譯，長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75頁。
[20]［德］卡爾·施密特：《政治的概念》，劉宗坤譯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07頁。
[21]轉引自［法］德里達：《友愛政治及其他》，第216頁。
[22]［法］雅克·朗西埃：：《政治的邊緣》，第83頁。
[23]［法］德里達：《友愛政治及其他》，第373頁。
[24]［古希臘］赫西俄德：《征服記》，轉引自卡斯代爾·布舒奇：《法義導讀》，譚立鑄譯，北京：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23頁，注釋[1]。
作者簡介：張念，同濟大學人文學院。
文章來源：《開放時代》>2013年第2期
總共3頁 [1] [2] 3
上一頁
